邱华栋： 我上大学时就不怎么上课，猫在图书馆看书，现在我的藏书有近一万册，当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基本上都有，所以我的阅读量是很大的，而我又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所以要说我喜欢的当代作家就太多了。计有张承志、贾平凹、王蒙、莫言、王朔、刘震云、苏童，还有年轻的朱文、李冯。当然我更喜欢的还是一些外国作家。
贾平凹的感觉非常敏锐，他是当代作家中不多的几个构筑了自己的艺术世界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个大师。王蒙则是他们那一代的佼佼者，我喜欢他的机灵、幽默、大气、博学。而且他对年轻人不错，乐于提携后进。他跟我父亲好像同岁，我们有过交往，但不多。
当然我接触更多的还是同龄人。他们当中的朱文比较突出，他目前已经发表了几百万字的小说，他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有一种勃勃生机，是一般老作家所不敢正视的。再就是李冯的《碎爸爸》、《孔子》等，写得不错。
有人说什么当代文学不如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我并不这样认为。当代才刚开始，还没完呢，现在很多处于创作高峰期的中年作家才40多岁，他们一般还能写20年，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完全可以写得更好。我对中国文学是很乐观的。
薛忆沩： 我不太习惯开列名单或树排行榜，而更愿意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细细地品味和评说某一个人，比如说，我喜欢的残雪。希望你不介意我用过于理性的语言评说残雪，因为作为一个语言学博士和哲理小说作者，我熟悉并能灵活运用的就是这种语言。
阅读是一种狡黠的创作方式，我们的小说家通常更习惯于正视现实或者展望未来，他们创作的是冲动，而不是智慧，冲动很容易此起彼伏，给文学带来人才辈出的假象，智慧则是一种传统，一种从容不迫的炫耀，与文学的实质非常接近，智慧一定要借助阅读来印证自己，阅读面对过去，令我们触到攀登艺术神殿的最初一级台阶。
博尔赫斯曾说，小说是一种低微的学业。残雪肯定是一字一句地阅读了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然后，她开始着手清理他们关于人类生活的记忆，最后，她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重现了他们的那些离奇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看见过另外的人对过去有如此的热情，残雪用这种热情在证明自己传统主义者的身份和涵养。只有对小说这种“低微的学业”具有专业的迷信的人才可能有条不紊地完成这一系列面对过去的写作。
这一系列写作本应该可以给中国小说的价值体系奉献一点判断力，但是，这种期望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虚荣。有人告诉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喜欢残雪的这一种写作，这一次，沉默的恐怕不再是大多数。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清楚我们受现实的毒害深到了何种程度，也许我们还要继续无视小说的传统，也许我们的创作仍然会“旁若无人”，也许我们小说家的“专业”仍然只是一种待遇而不是一种热忱。
我有将近9年没有见过残雪了，只是偶尔从杂志上读到她的文章，我觉得她走在正道上。
卫慧： 在中国作家中，我只喜欢王朔一个人，他让我感觉有点像赫尼米勒，赫尼米勒是我的偶像。王朔以痞子自居，他的作品看起来也很商业化，但其实是很严肃的。他是被人们误读的。赫尼米勒也是个总被人们误读的人。赫尼米勒一生结过五六次婚，被人们称为黄色小说作家。他着力描写巴黎靡烂而迷乱的都市生活。王朔也是这样，他描写城市生活一点也不做作。其实他是很强大的，这是一种别样的强大，他混迹在人群中，你可以认为他是个小毛虫，或者什么都不是，但他就这样生活着。他就这样自在、悠然而强大，他没把自己当什么东西，我就是王朔，我就是这样。我初三时看了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哇！感觉就特别不一样。他还有一个艺术上的特点，我喜欢他那絮絮叨叨的语流，很神经质，很细腻，这个似乎没人注意到。其实我和王朔没有任何接触，但他是我心中的英雄。中国文坛唯一一个写小说的英雄。
还有一段时间，我也喜欢过苏童。他笔下的江南小城是那么干净，像南方的阳光，薄薄的，纤纤小小的。我写过一篇《爱情幻觉》，就是模仿苏童的。在我看来，写作是一种智慧练习，我觉得这种游戏性的模仿很有趣。
韩东： 对于当代，我个人的断代是自1976年以后。我可以说到三个人：王小波，他的长篇三部曲中《黄金时代》最好，他的中篇小说中也是《黄金时代》最好，那些都是很地道的小说，而且是全新的。马原，他的成就在王小波之上，我不能说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因为他还在小说家之上，他有最佳的小说意识，他写小说时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觉意识，这是他超越同时代人的根本原因所在。再就是朱文，他是很棒的小说家。王小波已经死了，马原后来荒废了，不再写，那么现在还在写的就只有朱文了。他有很强的处理现实的能力，他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是文革以后，当代最好的长篇，只可惜不为人所知，另外，《去赵国的邯郸》、《我爱美元》等也很出色，其实对他来说，写好某一部小说，写得精致和高级已不是他的目的，应该说，小说是他追求真理的方式。他有最强烈的写作必要，他身心俱往。他不满足于文学史，不是从此出发，也不是以此为目的。另外，我最近看了鲁羊的《鸣指》片断，也很棒。
知青小说在我看来只是像小说而已，它不能满足我的智力，就文本而言，我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幼稚和糟糕。文革之前的小说家，孙犁、汪曾祺等，他们的写作都进入了一种境界，在这种化境中，他们写得很愉快，我们读得也很愉快，但中国作家在文体上太追求快乐和陶醉了，而我以为，真正的作家和他的作品之间应该存在永远性的紧张关系，写作是一种搏斗，不是漫游。
吴晨骏： 我高中时就读刘绍棠的作品，印象特别深，他的《蒲柳人家》写得那么纯净、明朗，他对乡村是那么地了解，他写到乡间纯朴的男女时又是那么地美。他是孙犁的学生，但比孙犁的视野小，更限于自己个人的审美眼光，孙犁还带有时代的烙印，而刘绍棠则更是他自己。他的经历也很奇特，从小被誉为神童，很小时的作品就被收入中学课本，可谓春风得意，而后来又厄运不断。再就是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这些都是我最早接触的，当时作为很纯粹的阅读，给我的少年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那时读着，就像在看故事，很遥远似的。另外王蒙的东西也还好。当然，朋友的作品是围绕着我的文学气息，我觉得他们都有潜力，但因为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隔得太近，所以现在作判断还太早，毕竟时间还没有发言呢。
棉棉： 我大概是中国读书最少的作家，我基本上不读书的。我爱看时装杂志，认为这就是看书，朋友的书有的送我一本，但我也不太翻。我觉得读书只是为了学习和娱乐，而我可以有很多学习和娱乐的方式，像听音乐、去酒吧跟人聊天，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我更喜欢。要说我喜欢的当代作家作品，一句话，作家朋友写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像韩东的小说质地就很好，他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类似经典的东西，当然我不愿意用经典这个词。我喜欢他的语言，他的文字中有一种情绪，很完美。刁斗的东西让人感动，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写作时身心都很投入的，而且是离自己很近，很敏感，很情感化的一种写作。他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写东西是玩小聪明，不投入，他不，他的文字是有灵魂的，从文学本身来说是一种完全自我的独立的写作。朱文的文字有一种扩张的力量，又有黑色幽默，很好看。我觉得写作重要的是要好看，写什么倒无所谓。
当然我可以说一下徐星，因为她是我的开始。我读她时只有十四五岁，看了《无主题变奏》，还有个“城市什么什么”的，当时触动特别大，我这才知道，小说原来是这样写的。于是我17岁就开始写小说了，陈村他们都知道，本来是要发表的，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发，这样我停了6年，到24岁才重新动笔。这中间我差不多从不看书，现在也不看，所以我真的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作家作品了。事实上，我的生活本身就是作品。
鬼子： 我原来生活在偏僻的乡下，根本没怎么读书。后来当了编辑，读文学作品更多是为了工作。这种职业病使我的阅读角度和阅读情绪与你所要求的“喜欢”有距离。以我个人情绪化的选择，老一点的王蒙，中年的韩少功、余华，年轻一点的东西都是出色的。最突出的是余华。马原、莫言他们使文学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都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他们之后有了不一样的文学。他们中聪明人特别多，但聪明过头难免流于猾与玩，而玩只能证明你能写，却写不出好东西来。余华就不一样，他有力量，而且很清醒，这种力量和清醒使他在别人之上。另外一点重要的是，他的《活着》从先锋回到了平民的立场。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变成大作家，都要回到民间，要能同时说服普通老百姓和作家，我们有的人永远只是作家中的作家，一个作品写出来了，同行都叫好，但就是卖不动，读者不认是作家的尴尬，这与他们的生活有关，余华就曾在底层生活很久。
再一个就是马原，虽然我本人对他的作品并不感冒，他的了不起在于真正从外国作家中走了出来，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一条路。他的作品普通读者不看，但他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有其意义。有些年轻人能写很好的小说，但是不纯粹，怎么看都像外国的，而马原能写出真正的中国情绪。总的来说，余华的力量和民间姿态，马原的中国情绪使他们与众不同。
李冯： 中国小说写得都不是很好。要说我喜欢的作品，那么首先，朋友的东西我都喜欢，因为我经常看，而且看时很亲切。像朱文很有活力，写作没有模式化；韩东写得细致，但不是那种铺开的、平面化的细致，而是深入的、深刻的。其次，对于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我都有好感。比如80年代的马原，以结构出名。他写得很随意，一出来大家就很吃惊，这种处理方式有种自由的、随心所欲的风格，这种自由的精神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影响很大，他的作品本身倒不见得有多好。再有就是莫言的《红高粱》和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看这两部作品时还在读书，初读时并不觉得怎么样，但后来越读越读出味道来了。这两个作品都是从拉美文学中转过来的，也就是用外国文学的技术手法，处理本民族的东西。它们都用的是民族的素材和传统的审美方式，有意识地重新发现本民族的文化，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相反，我不怎么喜欢知青小说。我觉得这个题材太浪费了，他们当然写得比别的小说都好看，但总的来说处理太粗糙，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没有写到应有的高度，很可惜。如果我们有这样一段剧烈的生活和别样的人生，我们会写得很好的。
东西： 我认识的当代文学史是这样一个三部曲：在先锋作家登上文坛之前，是以王蒙为代表的那一拨人。王蒙是最理解中国作家的作家，在先锋之前，他对文学形式的探索和发展贡献很大。但是他的作品只在他那一代人中有震撼意义，我们则感觉不到那种力量。接着就是先锋作家的出现，他们完全改变了文学，真正回到文学的本质上来了，回到自身，回到心灵，引进了很多技巧，在艺术形式上很有发展，充分展现了文学的奇异和美丽。但是，他们有其缺陷，他们对现实的敏感不够，切入的力度也不够。余华到后期在这方面有所努力，有所补充，也有所成效，但他所反映的现实和社会上真实的现实还不一样。他是个自由撰稿人，本身与社会有隔膜，他所受的伤害是一种文人雅士接触社会时所受的伤害。而第三阶段，即90年代的那一批年轻人，包括我们在内，是真实生活在人群之中的，我们生活在底层，所以，我们对现实非常关注，而且有情绪、有愤怒、有牢骚，这些都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我们这种对现实的关注既不同于余华那种多少有点贵族化姿态的关注，也不同于何申、谈歌那种关注。我们在社会中受到压抑，所以我们审丑，暴露人性的另一面；所以我们狂妄自大，以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写出好作品。好的作品就在生活当中，哪怕是粗糙的，也是带刺、带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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